“我的作品最吸引人的特点，应当是笑声背后的幽默、讽刺和悲伤。”维尔纳·巴特纳（Werner Büttner）在采访中说。1990年代，中国画家们曾经几乎人手一本巴特纳的画册；今夏，迟到多年的巴特纳中国首展，在北京艺·凯旋画廊举办。
“维尔纳·巴特纳：人类境遇：比拟、寓言及隐喻”展览现场，艺·凯旋画廊，中国，2022巴特纳出生在1954年，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，律师出身，从未上过一天艺术学院，是“坏画”的捍卫者，这是他激进大胆的一面。而另一面，他言谈幽默，不喜社交，在汉堡美院做教授，执教长达30年，不少学生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圈的中坚力量，也有中国青年慕巴特纳之名留德求学。一条艺术远程采访了宝刀不老的传奇艺术家巴特纳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还与我们聊起“竹林七贤”，“我喜欢独处，也不沉迷名望和掌声，我的乐趣和七贤们一样。”
但色彩和构图都是严肃的，画面充满了叙事性。艺术评论家称他的画“充满了浑浊的色彩”，是“反美学”的。也因此，他被称为“坏画”的捍卫者。当然了， 这里的“坏”是“坏蛋”的“坏”。即使了解“坏画”者们的名声，对不少第一次见到巴特纳原作的观众来说，视觉体验依然是颠覆性的。
这次“迟到了很多年”的中国首展，非常兴奋。他与画廊及策展人一起精心挑选了近40件作品，横跨了30年的创作经历，从上世纪90年代，到2021年的新作，观众可以一次性看到他创作发展的脉络。展题“人类境遇：比拟、寓言及隐喻”，是巴特纳对自己艺术方法的总结。巴特纳说：“作为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，从创作初始， ‘关于人类的现实状况’，就是我非常感兴趣的点。我拿比拟、寓言和隐喻，作为描绘和勾勒人性的工具。”类比、隐喻这些方法，也是诗歌创作中用的方法，“诗歌和绘画在中国结合地尤其紧密（指从宋明时期就有的文人画传统），相信中国观众一定可以理解。”
大量的颜色和样貌，并且就此保留在了生命体中，我希望像进化论一样去发展和进化我的绘画。” “我自己尤其喜欢惊喜。”巴特纳说。因而制造冲突与荒谬感，成了巴特纳贯穿创作生涯的信条，他的画中常常反复出现异化而变形的动物。
维尔纳·巴特纳，《幽默是一种自然概念吗?》，1992
但是有一点是统一的——它们都缺了一颗牙。
左：维尔纳·巴特纳，《威尼斯》，2020右：维尔纳·巴特纳，《与长颈鹿嬉戏》，2017现场还有很多色彩鲜艳的作品，比如，尼斯湖水怪也可以这么可爱？以为它抱着吉他，下一秒就要唱起歌来，仔细一看发现——咦，它没有手。生活在热带的长颈鹿，却在寒冷的冰面上溜得正开心，矛盾，荒诞。幽默和讽刺始终贯穿巴特纳作品，他以此对抗社会规范、表达对人类行为的不满，饱含一种悲喜交加的现实感。
但巴特纳说，“它们代表了我的经验，我觉得一定要把它们画出来。”
而这次，偷食禁果的却不再是亚当和夏娃。还有贾科梅蒂标志性的“鼻子”雕塑，原本是黑色的，被涂成了粉红色，而且，几乎要被挤出画框去。
从左到右，作品分别为维尔纳·巴特纳，《尺寸很重要》，2019《有灵魂的空间》，2020；《运作的乐趣》，2019近期的系列中，他在作品画面上直接打上了文字，向观众揭示标题。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？他回答说：“我喜欢用图像和文本在画布上形成‘稳定’的叙述。在这些作品里，标题就是作品的一部分，我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标题朝你们‘大声喊叫’。”
维尔纳·巴特纳，《悲悯家族树》，2011
他觉得自己艺术方法最好的代表，可能是《心悸时刻》和《悲悯家族树》。
”这也许是因为这些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事物以最纯粹和荒谬的形式组合在一起。这是我最喜欢画的——令人惊讶的图像。”巴特纳说。创作40年，巴特纳对艺术家“身份”这个词依然不太感冒，觉得其中存在着太多的现代误解。“我更喜欢’性格’或‘个性’。我和所有人一样，从父母的DNA、成长的社会状况、我遇到的人那里得到了帮助，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好书。”他的作品也与文学作品的联系密切，就如塞万提斯的《堂吉诃德》，欢笑的背后是泪水。“在作品里说教是没用的，只会把人惹恼，于是我假装嘲笑这个世界。”
无论是在绘画风格刚成型的八十年代，还是近年新作，巴特纳的创作在同僚们看来，都是过于先锋和叛逆的存在。这种勇于挑战权威、针砭时弊的风格，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。
巴特纳1954年出生于当时的东德城市耶拿（Jena），5岁时父亲离开了他，独自前往西德。1961年，他的母亲也带着他一起逃到了西德。在那之后的几周内，柏林墙就被建了起来。他16岁离家，打零工自立，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差，大学却选择学习法律，一是因为当时这个专业没有入学要求。其次，他认为法律是应用在实践中的哲学，能够帮穷人摆脱困境，但后来发现“纯属天真烂漫的想法”。巴特纳曾在采访中说，“学习法律的三个学期，加强了我对人类之间所有协定的不信任，无论是法律、传统还是习俗，它们都有时限，很武断。”他决定，“只能依靠自己检验过的并适合自己的事物。有时，它可能是不合常规的事物。”
一次偶然机会，巴特纳结识了画家阿尔伯特·奥伦 (Albert Oehlen)，花了近三年，两人都在谈论艺术，视博伊斯、波尔克为“里程碑一样的老师”，后来他们又结识了马丁·基彭伯格 (Martin Kippenberger)，志同道合的三人一起创建了“反对矛盾行为联盟”。三个鲁莽而火爆的青年人共享了一个工作室，被称为“年轻的王尔德们”。他们非常有执行力，“今天思考，明天就完成创作”，“一起行动，比单个人更有力量。”当时德国社会矛盾与危机重重，经济增长近乎为零，不少城市还出现了暴动，年轻人们中间，朋克音乐大受追捧，绘画，是另一种“朋克”。巴特纳觉得，他找到了艺术这种方式，来表现自己对人类纠葛的厌恶，做创作也与他冷漠的性格契合。
维尔纳·巴特纳，《穿着白衬衫的自画像》，1998画画的时候，巴特纳画得很大胆，很粗犷，很直接，还没干透就再上一层，湿盖湿。因为不想一整天都花在画布上，很多部分完成得很匆忙，他也讨厌给作品签名。当时艺术圈渐渐对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感到了疲惫，在铺天盖地疯狂的线条、点与平面色彩的冲击之下，他们开始渴望在绘画中引用了许多具体的图像与事物。
但是巴特纳涉猎的作品类型十分广泛：包括静物画、风俗画、自画像、动物画、历史画和象征画。其中有大量绘画是针砭时弊，极具讽刺意味的。他说：“我刚开始开始艺术创作的年代，画画是被严格禁止的。即使后来允许画一些画，宗教题材、动物和生育的场景仍然是被禁止的。”他要打破这些禁忌，认为艺术家就应该离经叛道。
至于当时艺术届保守派们的诟病，巴特纳提起这段，依然非常潇洒， “尽管这让人恼火，但这也让我们远离了很多白痴。”
维尔纳·巴特纳“最后的演讲”个展现场，2021维尔纳·巴特纳在汉堡美术学院（HfbK）当了30多年教授，对于他当上教授的原因，他开玩笑说，是有一次跟原来美术学院的教授弗朗茨·艾哈德·瓦尔特（Franz Erhard Walther）有一次喝完酒在一起散步谈的特别投机。差不多2年前，巴特纳到了退休的年纪，离开了教学一线。在巴特纳的学生当中，也不乏目前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，他们都受到了导师巴特纳所深耕的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影响。包括了60年代出生的梁璎与90后年轻画家王茜瑶。
丹尼尔· 里希特（Daniel Richter）和乔纳森·梅斯（Jonathan Meese）在巴特纳的个展“最后的演讲”现场还有很多声名赫赫的学生，例如丹尼尔· 里希特（Daniel Richter）和乔纳森·梅斯（Jonathan Meese）。直到毕业20多年后的现在，他们与巴特纳还是很好的朋友，会时不时地打电话、见面。虽然三个人的关系十分亲密，但在这两位学生的印象当中，巴特纳并不是什么楷模般的人生导师，他们的相处中充满了某种古灵精怪的挖苦。
维尔纳·巴特纳《从芝士里向外看》，2004画面中从芝士中探出的头是艺术家的自画像之前的一次采访中，丹尼尔回忆起以前的事情：“考试总是充斥着贬低和批评。有一次，一位学生在全班面前展示作品，而巴特纳只是把头埋在桌子上，至少有10分钟。随后他抬起头来，对这位学生说：‘你还在这里啊！’”梅斯则说有一次，他把自己在公寓房间里拍的雕塑作品的照片拿给导师看。巴特纳的反应是：“哈哈，你见过这么难看的公寓吗？”梅斯当时生气极了，不理解导师把关注点落在无关紧要的公寓。里希特和梅斯还在采访中开怀大笑：“巴特纳的笑声太可怕了！呱呱吱吱地，就像科米蛙。”
当我们问起巴特纳对这两位“名人学生”的印象，他回忆说，其实一开始，汉堡美术学院的其他教授都觉得，丹尼尔几乎“一点天分都没有”，是他力排众议，“按头强迫”其他教授同意了录取丹尼尔。而说到梅斯，巴特纳的第一反应是，“他还在我的班上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。一个有趣、又有点奇怪的冰岛女孩。”话里话外，都非常接地气。在采访中，巴特纳这种奇妙的幽默感，也让时不时逗乐了我们。丹尼尔曾经这样总结这位可亲可爱的导师，“他很爱讽刺，但背后有一颗柔软的、跳动的，像是卡在金属桶里的兔子心。”
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，巴特纳并不是一个很爱社交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因疫情影响被迫社交隔离的这两年多，生活也并没有多大变化。
“我喜欢独处，我不喜欢与世界接触太多。我不沉迷掌声，名望对于我也没有任何意义。”他补充了一句：“我的乐趣基本和‘竹林七贤’差不多。”策展人艾墨思说，如果说德国也有文人文化，那么巴特纳算得上最重要的拥趸之一。
维尔纳·巴特纳如今的工作室
前些年，巴特纳买下了原先的汉堡市立酒店，改造成了他的工作室和艺术基金会总部，取名“树桩的干扰者”（Störer des Stumpfsinns）。但他也绝不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，认为“艺术一定要与现实有关”。他强调自己喜欢远远地观察人和事物，“如果不是和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有关的话，对我来讲是很无聊的。”这种看起来有些矛盾的属性，也在他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——好笑、出奇，又忧郁透了；全副武装，但依旧炽热柔软。部分图片由艺·凯旋画廊提供